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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在《科学时报》做记者，很忙，很累，但有个地方非常非常吸引人，那就是能经常拜会到一些格调高雅的优秀学者。在采写上文的过程中，这一点尤其明显。
　　 邹承鲁、王元、曹春晓、武夷山、陈同斌以及上文并未提到的一些被访者都是大忙人。邹承鲁先生年届八十，仍坚持去实验室；王元先生日程安排得很满，每次接受我的采访都只能抽一二十分钟；曹春晓先生社会活动、日常工作都相当多，刚和我谈完，就驱车外出开会；武夷山先生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总工程师，门上贴满了小纸条，均是他要办的事；陈同斌先生作为地理与环境资源研究所的青年骨干，研究任务之重自不待多言，只能零散地挤下班后、周末的时间出来做科普，恐怕也是他写一本不厚的科普书也耗了六七年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 虽然如此，他们仍抽出精力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。没有一点奉献精神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没有如他们这般辛勤耕耘、默默奉献的科普志愿者，我国的科普工作也是难以想象的。
　　 但奉献精神可以提倡，却不足以作为依恃，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一个人都首先考虑民众的利益。还是得靠利益、靠政策将更多的人才，尤其是好的经营人员吸引到科普工作中来。
　　 成功的路有很多条，但每一条的必要步骤都不能走错。就科普而言，当然是先得有好的作品，好的活动，但仅仅靠它们是不够的，还得重视经营、运作等步骤。
当前，科普工作并不缺乏受众，受众手里也有一定的钱，问题是如何运作。运作恰当，遥远的恒星也可以卖出不菲的价钱；手段高明，原本对电影没多大兴趣的人也会互问：“你‘英雄’了吗？”真希望能有一些优秀的策划人员和机构走到科普工作中来，树立几个令人注目的科普品牌，将社会资金吸收到科普工作上来，把科普市场的蛋糕做在大。